长期以来,中国的王朝就被“马尔萨斯陷阱”给束缚,陷入了几百年一次的轮回之中。所谓“马尔萨斯陷阱”,别名为王朝周期率,简单来说就是解释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

在农业社会期间,王朝人口的增长是呈现几何倍数级增长的,但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增长却十分缓慢,长久以来,就会出现人多地少,人口平均占有土地极少的情况。

这时候整个天下就会发生新的大洗牌,以最残暴的战争手段大量削减人口,将土地重新划分,迎来新的王朝,然后开始又一轮的轮回。

这样的轮回无论多强大的王朝都无法避免,就连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为强盛的唐朝也是如此。

唐朝在繁盛百来年后开始由盛转衰,最后覆灭,是注定的,但是也需要一个引爆所有王朝弊病的导火索,这个导火索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叛乱。

唐朝从隋朝末年的战乱中兴起,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和隋朝的杨氏家族是血缘上的亲戚关系,见证了隋朝的灭亡之后,自然也吸取了其的教训。

继承了隋朝的经济制度,然后降低了农民要交的赋税,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,唐朝经济迅速地发展,盛唐由此而来。

唐朝所采用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,均田制是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的一项新的土地制度。相较于之前的土地私有制来说,均田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。

而且做到人人都有田可种,这就大大加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提高了唐朝的农业水平,这就是盛唐的基石。

但是均田制的缺点也十分明显,唐朝的田地在均分了几代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,这也就陷入了前文所说的“马尔萨斯陷阱”。

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开疆拓土,开辟新的土地,但是在唐朝中期的各个皇帝都建功平平,在玄宗时期甚至从对外进攻变成了防守。

于是均田制濒临崩溃,许多地区甚至已经回到了从前的土地私有制制度,而且土地兼并更甚于从前。唐朝的经济基石已经被腐蚀了,就差一个点燃这个火药桶的火花。

唐朝因为其出色的军事实力,疆域版图远胜前朝,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管理问题。这些新的疆域对于中央来说实在是太远了。

难以管理,而且这些疆域大多都是唐朝对外扩张的桥头堡,如果要发起进攻,中央的军令到地方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,严重影响军事效率。

于是唐朝中央政府决定给予这些偏远的边地更多权力,以方便边地政府便宜行事。而这些地方的长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“节度使”,他们所在的地区也就形成了藩镇,在唐朝对外发动进攻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
但正如前文所说,唐玄宗时期,唐朝由对外进攻转向防守,而这时那些拥有大权的地方节度使就成为了唐朝中央的心腹大患。

这些地方节度使拥有的军队数量甚至比中央政府还多,而且唐朝在地方节度使得任命上大批采用番人而并非是汉人,这些外族人始终保持着巨大的野心,对唐朝中央虎视眈眈。

唐朝中央多次想要削藩,但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,这也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,就差一个能够引爆这种关系的事件了。

唐玄宗天宝年间,大臣们再次提议削藩,这次削藩的对象是镇守东北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,唐玄宗最后同意了这次削藩。

于是安禄山联合另一个节度使史思明,发动了唐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叛乱,史称“安史之乱”,彻底引爆了唐朝多年以来积攒的弊病。

唐朝的中央军多年未战,被来自边地的军队多次打败,安禄山的军队逼近东都洛阳,唐玄宗被迫逃出长安。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军队要如何应对呢?

玄宗最后选择了新设置节度使,原本唐朝只在边地设置节度使,但是在紧急关头也顾不了那么多,为了应对安史之乱,在内地也设置了节度使。

这些节度使在内地征发士兵,为击败安禄山、史思明做出了重大贡献,但是也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。

极端地说,唐玄宗设立这些新的节度使,无疑就是饮鸩止渴,已经注定了唐朝的灭亡。这些新节度使在打败安禄山和史思明之后,自己内部又产生了矛盾,开始内斗。

唐朝中央能够控制的土地已经不多了,地位就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,已经无力控制王朝,唐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迈向了他注定好的结局。

唐朝的灭亡是注定的,他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,但是也逃避不了封建王朝的局限性。只要生产力被束缚住,任何上层建筑的变革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我们要坚持发展科技,解放生产力,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国策。